1937年7月7日夜，日军驻北平丰台的中国驻屯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声称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后，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驻军第29军一部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抗战由此爆发。“七七事变”后，社会各界群情激愤，全国各地抗战呼声四起，国共两党对日本的侵略迅速作出反应。

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战乱不断，缺乏战地医疗服务的问题，在抗日期间空前严重，当时中国五百万的军队中，只有不到1000名合格医生，而护理人员的医学知识十分匮乏，对于医疗救助的认识仅来源于几个星期的换药经验。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应运而生，大批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及毕业于同济等医学院的高材生加入这个组织，希望用医学知识挽救更多同胞的生命。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组织、训练工作，虽然条件艰苦待遇差，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战时救治病人的事业，担任各个救护队的领导和骨干，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同济大学由吴淞迁至市内，同济医生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家民房内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病床120张，由校长翁之龙兼任院长，郭秉宽教授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8月14日清晨，即用于收容淞沪前线的受伤战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他们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充分体现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截至10月15日，医院共收治伤员251例（不含内科病例），行手术162起。

与此同时，应届毕业同济医生陈延华、钱章材等开办了中国红十字第十三救护院，医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宝隆医院柏德院长专门腾出医院一、二楼全部床位，作为坚守四行仓库中国官兵的伤病员病房。

在宝隆医院上课的医后期同济人，也积极响应学生救国会的号召，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的救护工作。另有25位同学，响应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号召，前往南京参加救护伤兵工作。

同济师生参加红十字会第31医疗队人员合影

1938年，即将毕业的刘宗歆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进入救护总队所属的金华大队第31医疗队担任医师工作。后又加入新组建的第67医疗队，带领一组队伍赴新四军后方开展救护工作，后又协助并护送新四军军部委派军医处长一行化装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员奔赴苏北前线，并与他们一道由新四军军部转赴金华。“皖南事变”后，又积极协助由皖南退至金华的医务人员，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和物资上的困难，使他们很快重回革命队伍，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张静吾教授特赴南京，向军医署长张建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得到采纳。军医署后来组织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9月底，张静吾带领黄榕增、郭秉宽等70名医护人员冲出前线，前往苏州，在太湖边胥口镇的张家祠堂内筹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在苏州绅商杨和庆的协助下，两周后就开始收容伤员，400张床位共收治545人。上海沦陷后，根据命令，该院经宜兴、芜湖、九江等地，转移到南昌。

1937年12月，同济师生与其他学校一些师生在浙江金华参加抗战救亡工作

同济医院医护在救治医院药房配药图

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

李宣果教授继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的函

1938年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吉安复课，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也随之合并，作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李宣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当时正副教授有张静吾、宁誉、章元谨、李化民、郭秉宽、黄榕增、何鸣九、朱裕壁等，这是中国人自办实习医院的先例，是同济人在艰苦抗战中的重大成就。在吉安期间，医院共收容伤员241例，行手术131起。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师生第4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则由吉安继续西迁，经江西萍乡湘东镇，历时4月；经湖南衡阳，历时1月。在此期间，医院先后收容伤员721例，行手术579起。

一路颠簸、一路风尘。迁移途中，同济人仍然坚持行医，服务抗战，坚持办学，服务医疗。

战火不断蔓延，1939年春，同济医学院师生迁至云南昆明，将医院设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赵公祠。1940年冬天，由于日机不断侵扰昆明，医院随国立同济大学再次迁至四川李庄镇和宜宾县，开始了长达5年8个月的“与国人同舟，与民族共济”的川南抗战历程。

为庆祝抗战胜利，医院在《戎州日报》上刊登送诊告示

在宜宾的医院门诊部旧址

10月，同济医学院师生先期到达李庄镇，为便于医院为民众服务同时让医学院后期学生进行各种临床实习，师生们在宜宾选址开始建设实习医院。同济人共在宜宾市开设2处门诊、2处住院部。在李庄每逢3天一次的赶场集市日，同济医院的师生们都会主动到集市闹市区提着简陋的药箱巡诊为大家看病，看病不要钱，药也非常便宜。抗战胜利时，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报纸简称为“同济医院”）还在《戎州日报》上登载启示，8月11日至13日，为当地居民免费义诊3天，欢庆抗战胜利。

徐诵明

徐诵明，病理学专家。同济医院迁至四川李庄后，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1944年末，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候，300多名师生应召入伍，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并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大印。

同济医学院在宜宾时只有教师45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人，除史图博（H.Stübel）是德国教授，多数是同济自身培养出来的中国教师和医师，正是这些人开始了对同济医学院及附设医院全新的管理，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医学精英。

在宜宾期间，同济附设医院作为教学医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才，在校学生包括医学院前期学生共800余人，其中189名医学生在宜宾毕业，并从这里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骨干和栋梁。此外，在宜宾期间，同济还恢复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专设助产护士班，还在中国首创“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即同济医学院医事检验学校。

宁誉

宁誉，20世纪20年代初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医科学习，1921年赴德国留学，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他在皮肤科和性病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在德国优厚的工作和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担任红十字会第五医疗队副队长，开赴徐州抗日前线救治抗日战士，他是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第一个由中国教授担任的院长，也兼任附属医院院长。

林竟成

林竟成，1933年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放弃在上海开业赚钱的机会，赴黄泛区当了一名拯灾医疗队的医生。全面抗战开始后，林竟成来到设在长沙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总部请缨，总部任命他为第49医防队队长。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林竟成率领着他的队员活跃在兵站医院、难民收容所之间。武汉沦陷后，救护队随军撤离武汉，转战长沙、衡阳、桂林等地。

湘鄂桂地区猖獗流行的伤寒、回归热、疟疾，造成军队非战斗减员严重。林竟成率队跑遍湖南40多个县，夜以继日地防疫、治病，每到一处都要开展一场“灭虱（传染源）战”。为使灭虱快捷、简便，他首创了酒灶式蒸汽灭虱器，花钱少，效果好，深受官兵欢迎，用此法先后为军民灭虱5万余人次，有效控制了斑疹伤寒及回归热的发生。

因陆军衡阳医院克扣伤兵伙食费导致很多伤兵营养不良而死亡，林竟成要求救护队节省部分伙食费，同时动员衡阳的社会团体成立的“伤兵之友社”捐资，开办伤兵特别营养厨房，挽救了许多士兵的生命。

1939年3月，湖南邵阳壮丁爆发霍乱，林竟成闻讯后，立即向总部报告，同时率队赶到邵阳。他因陋就简，隔离病人，用酒灶做蒸馏水，用漂白粉消毒饮用水。待军政部防疫大队及国际防疫大队陆续赶到，疫情已得到有效地控制，他们对林竟成领导的49医防队表示由衷的钦佩。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讯介绍了该队事迹，总部于1935年5月明令嘉奖林竟成并晋升他为中队长。

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从湘北大规模进攻长沙，史称“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湘北与之展开殊死搏斗，力阻日军向南进犯。第二次会战前，林竟成任第9大队副大队长。不到一年，第三次会战打响，林竟成被提升为大队长，在他的领导下，医疗、防疫成绩显著，该大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模范大队。

当时救护总队辖九战区九个救护大队，救护队超过100个，医生500余人，另有护士、药师、检疫员数千人，还有东欧国家的志愿者。为了加强对各救护队医生的专业培训，林竟成奉命在湖南安东筹建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五分所并任主任。林竟成雷厉风行，面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带来的种种困难，他因地制宜，打破常规，精打细算，利用当地文庙建筑，很快修建起教室、实验室、门诊部、手术室及生活用房。1943年即正式招生，对象是部队尉级军医或技师，学习内容是战时急救医疗及预防卫生，设内、外科、防疫及卫生勤务、环境卫生。军医署长、红会总队长和美国医药援华委员会主任闻讯前来视察，大加赞赏。不久，林竟成被任命为重庆陆军医院院长。林竟成在抗战中的事迹广为传扬，张治中将军的秘书陶天白（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研究员、伊犁州奎屯教育学院教授，散文家）专门著文《医界二林》（另一林指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长林可胜教授，著名生理学家）刊登在重庆1946年2月的《益世报》上。

全面抗战八年，是林竟成投身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抗日战地救护，置身枪林弹雨的8年，他率领一支医疗救护队从保卫大武汉开始，经历三次湘北会战和黔桂战争，冒着日军炮火，救治伤病员无数。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回忆这段经历，林竟成感慨万千：“艰苦环境培养了我的不屈不挠的性格，更使我体会到了祖国就是我的一切。”

彼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布在全国各个战区的医疗队已经发展到150个，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医务工作者，在抗战期间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1938年1月到1945年9月，救护总队的门诊人数多达248万人次，内科住院人数多达214万，共开展外科手术近120万台，敷伤878万多人次，对5万多人进行了X光透视。另外，还诊治平民200多万人。

抗战期间，同济人在炮火声中，穿越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和无谷的山路，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为抗日救亡和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力量。